這表明，盡管澳大利亞許多人對中國保持警惕，同時卻眼盯著對華關系帶來的經濟利益。澳大利亞人可能覺得這是在“務實”對待兩國關系;而在中國人看來，此種態度代表混亂和投機。這種狀況對我們的雙邊關系可沒好處，對華關系對澳大利亞國家利益至關重要。

為什么在中國對澳意味著什么的問題上，我們會如此混亂不清？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接觸到的有關中國的諸多信息恰恰是從經濟機遇與安全威脅這種二元角度來講述兩國關系的。這也是阿博特概括的“恐懼與貪婪”。我們的經濟繁榮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中國，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在報道中，中國對澳安全利益的潛在風險，基本上被當成理所當然，即便很多時候并無確鑿根據。

也許大多數澳大利亞人更希望中國不會成為軍事威脅。但諷刺的是，這種混亂不清、“恐懼與貪婪”對待雙邊關系的方式，反而有可能強化我們所害怕的那種威脅。中國人十分清楚澳大利亞怎么看中國，因此對我們沒有好感。

筆者接觸過的許多中國人都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澳極力從對華貿易和投資中撈取好處，但與此同時抓住一切機會公開責罵、羞辱中國。結果是讓中國人覺得，澳大利亞虛偽、不值得信任。正如一名中國人對筆者所言， “一手抓取好處，另一只手打我們的臉。”

中國人認為澳大利亞搞兩面派，這種看法會造成負面循環。它強化了中國所持的受到外人(即西方)羞辱、迫害的說法;進一步加強一種觀念，即中國必須崛起并甩掉屈辱、壓迫的枷鎖;它還佐證了一些中國人的想法——應反對周圍的人，而非與其合作。

今后20年中國是否會成為澳軍事威脅，目前不可能有肯定答案。但若想防止這種情況出現，我們有必要把公共外交作為軟實力工具大大增加投入。這意味著澳大利亞上下要向中國民眾展示，澳認為中國可以成為活躍于良好地區秩序的一部分。

這并非是說澳大利亞要綏靖或遷就中國，或者接受任何與我們國家利益不符的無理要求。筆者想說的是，澳大利亞對中國模棱兩可的態度，無助于發展健康的雙邊關系——而這種關系是我們未來繁榮的關鍵。(作者梅麗登·瓦拉爾為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東亞項目主任，喬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