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4月21日電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4月13日宣布，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邀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將作為習近平主席特使出席4月22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巴黎協定》高級別簽署儀式，并將代表中國簽署《巴黎協定》。

2015年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一致同意通過《巴黎協定》，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里克日前表示，超過165個國家將在22日簽署《巴黎協定》。潘基文秘書長主持儀式，各國代表按一定順序在《巴黎協定》原件上簽字，隨后分別發表講話。

中方推動《巴黎協定》通過

2015年12月，經過13天艱苦談判，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終于達成一致，來自196個國家的談判代表通過了歷史性的《巴黎協定》，這被認為是繼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后國際社會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達成的最重要的國際協議。

在爭議最為激烈的資金問題上，《巴黎協定》再次明確，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為協助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減緩和適應兩方面提供資金資源，繼續履行在《公約》下的現有義務。但資金數量方面的內容并未出現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中，而是在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決定”文本中指出，強烈促請發達國家制定切實的路線圖，以實現在2020年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應對氣候變化資金，并到2025年前，在1000億美元基礎上設定新的資金目標。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當時表示：“從成果看，我們所有的要求、推動力方面，都在這個協定中有所體現，中國為《巴黎協定》的達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指出，在整個會議期間，中方一直推動在減緩、適應、資金、技術和透明度等方面體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區分，要求各國按照自己的國情履行自己的義務、落實自己的行動和兌現自己的承諾。

4月8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通過新聞發言人杜加里克發表聲明，對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中國發表二十國集團將全力支持聯合國4月22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巴黎協定》高級別簽署儀式的聲明表示歡迎。杜加里克稱，潘基文對二十國集團本屆主席國中國代表20國集團對《巴黎協定》簽署儀式的全力支持表示歡迎，并對中國基于國家行動基礎上促進全球氣候變化合作方面繼續展現出的強大領導力表示感謝。

超過150國派員參加簽署儀式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里克4月21日說，超過165個國家已表示將在22日簽署《巴黎協定》。約6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預計將出席簽署儀式。按聯合國公布的日程，22日當天，潘基文將主持簽署儀式，各國代表將按一定順序在《巴黎協定》原件上簽字，隨后分別發表講話。聯合國方面稱，這既顯示出各國對《巴黎協定》的重視，也標志著確保《協定》朝盡快落地生效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為了“趕上”22日的簽署儀式，俄羅斯內閣網站20日公布聲明稱，俄政府已批準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20日說，簽署《巴黎協定》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又一個關鍵里程碑”，美國國務卿克里將出席22日在紐約舉行的《巴黎協定》簽署儀式并發表講話，之后代表美國正式簽署《巴黎協定》。

杜加里克稱，潘基文為百余多個國家確認在22日簽署協定的強大政治勢頭“感到鼓舞”，并敦促剩余國家加入這一行列。聲明稱，《巴黎協定》將在至少55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至少約55%）交存其批準、接受、核準或加入文書之日后第三十天起生效。

隱藏在內容后的博弈

目前，簽署《巴黎協定》的流程正按部就班進行，但事情本沒有表面上這么簡單。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京都議定書》為發達國家規定了量化的和絕對減排溫室氣體減排的義務，但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拒絕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2013 年到2020年）承擔相應的減排義務。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對媒體表示，《巴黎協定》就是要解決2020年后全球而非僅僅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問題，應運而生的。

資料顯示，《巴黎協定》延續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首次將“1.5℃”作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首次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確認了所有締約方“自下而上”提出國家自主貢獻的減緩合作模式。《巴黎協定》首次將全球氣候治理的資金與減緩、適應并列為行動目標，所有國家都要考慮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流動，一方面模糊了資金支持對象，另一方面也將各國國內的資金流動納入了考慮，強化了對各國的透明度要求。

在整個《巴黎協定》的出臺過程中，不同的利益訴求導致的分歧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情特殊性使談判經歷了艱苦的博弈性質的談判。

何建坤指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如何落實、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是最大的分歧。他指出，“美國等發達國家原則上同意‘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但其解釋的是‘任何國家間都有不同國情的共同和區別’，而我方對此的理解則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同責任和義務’”。

如何將不同理解體現在《巴黎協定》的各個方面，在減緩、適應、資金、能力建設、透明度、盤點等要點都體現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同的責任、義務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各方有過激烈的交鋒，但最終都以“建設性的姿態和相應的靈活性”，找到了可以共同接受的落腳點——其中，中美、中法關于氣候的聯合聲明，均在減排問題和資金來源問題上“用靈活性的方式找到了表達方法”。

此外，在溫升目標、如何實現《巴黎協定》的法律約束力以及是否每五年“盤點”一次全球減排情況上，各方也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甚至在文件某處使用“Shall”還是“Should”一個單詞的問題上也討論多次。最終，《巴黎協定》得以通過，并能于本月22日實現百余國簽署，極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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